1926年3月20日，蒋介石炮制“中山舰事件”，软禁苏俄代表，大肆逮捕共产党员；次年5月21日，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、何键又在长沙发动“马日事变”，黑夜突袭共产党机关和工农团体，鲜血染红街巷，成百上千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残忍屠杀，革命形势瞬间跌入最黑暗的深渊。

　　　事变枪声尚未平息，徐特立便只身从长沙奔赴武昌，想要寻见自己的学生毛泽东。途经火车站，他亲眼目睹长子徐笃本在散发传单时惨遭敌军乱枪射杀。儿子倒在血泊之中，他却只能强忍撕心裂肺的悲痛，把泪水咽进肚里，转身继续踏上北上的列车。与此同时，毛泽东找到三弟毛泽覃，叮嘱他火速回长沙，联络潜伏在国民党第十七师中的秘密党员李明灏。随后，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激情演讲，号召各地工农代表回到家乡，组织武装，拿起枪杆子回应血的镇压。

　　　马日事变的惨烈消息不断传来，同志们一批批倒下，血雨腥风之中，幸存者的愤怒被彻底点燃，更多青年决然投身革命。就在众人情绪高涨之时，毛泽东抬眼望去，只见徐特立从门外缓缓走进。他立刻起身，郑重地向这位恩师深深鞠躬。曾经，在人山人海的操场上，徐特立当众痛斥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的残暴压迫，以“断指血书请开国会”的壮举震动一时，如今，他顶着白色恐怖亲临讲堂，他的出现让现场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力量。

　　　演讲结束后，毛泽东与徐特立单独密谈，谈到湖南的失败，话语中满是不甘与愤懑——他们原本具备反击许克祥武装的实力，却因陈独秀一声令下，被迫放下武器、匆忙撤离，湖南省委苦心制定的部署顷刻成空，也给了许克祥组织疯狂反扑的机会，致使武装队伍遭受毁灭性打击。后来毛泽东专程去同陈独秀理论，却发现对方仍幻想继续国共合作，寄望汪精卫去制衡蒋介石，在毛泽东看来，这种想法既可悲又可笑，更是对革命极端不负责任。

　　　徐特立耐心安慰毛泽东，表示自己早已下定决心彻底站到共产党一边，并代表李维汉向他传达两项重要指示：其一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确保二百余名革命骨干安全转移；其二，毛泽东撰写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已经被共产国际译成英、俄两种文字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强烈反响。在那面鲜红的党旗之下，毛泽东亲自为徐特立主持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，师生二人在誓词声中，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紧紧系在一起。

　　　敌情日益紧迫，白色恐怖笼罩四野。为了保护同志安全，毛泽东提议大家更改姓名，隐蔽身份。何坤从此改名为“何长工”，其他同志也陆续换上新的名字，准备以新的身份继续战斗。此时，毛泽覃带回李明灏的密报：汪精卫已按捺不住，即将大规模发动清党。毛泽东当机立断，部署人员分散转移，让毛泽覃四处购买船票，想方设法获取通行证。临别之际，毛泽东等人送别学员与同志，托林有田带着家书奔赴长汀，接上新的联络线。

　　　很快，汪精卫公然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，发动“7·15事变”，对共产党人展开更加血腥的清洗。凡是怀有一分爱国之心、敢于说真话的民众，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抓走、被枪决。汉口街头，毛泽东撞见一名被敌军毒打的报童奄奄一息，他毫不犹豫将自己的长衫典当出去，只为凑齐救命的医药费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正对汪精卫的投机行径冷嘲热讽，一封封来自宋美龄的信，更使他的野心与傲气膨胀到极点。

　　　为了应对新的形势，毛泽东连夜赶赴汉口，与周恩来会晤，从彭湃口中得知广东已有三千多人被捕，近二百名共产党人壮烈牺牲。周恩来传达中央的重大决定：南昌起义定于7月31日打响，行动口令为“河山统一”。回到住处后，毛泽东将这一计划向徐特立作了详细说明。听完之后，徐特立没有半点犹豫，当即请求参加起义，愿亲自出面策反同乡姜济寰，为起义争取又一支可靠力量。

　　　另一边，林有田已抵达长汀的秘密联络点，在父亲林育才和母亲陈菊岭的掩护下，悄然走进楼上隐蔽的救护所。狭小阴暗的房间里，伤员们躺满了简陋的木板床，药品奇缺、设备简陋，许多同志的生命岌岌可危。望着一个个满身弹痕、气若游丝的战士，林有田心如刀绞，随即决定冒险将他们转移到条件稍好的傅连暲医院，哪怕前路重重封锁，他也要为战友们闯出一条生路。

　　　血雨正浓，风云欲起。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反复投机，让中国大地笼罩在更加惨烈的屠刀之下，却也逼得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在绝境中挺身而出。浴血荣光，就在这枪林弹雨、山河摇撼的岁月中悄然酝酿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