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部队即将拔营转移，风雨欲来，整个苏区笼着一层难以言说的沉重。贺子珍和徐特立守在昏暗的屋内，望着高烧不退、被疟疾折磨得面色如纸的毛泽东，心急如焚。贺子珍日夜不离病榻，一碗一勺地喂药喂水，却始终拗不过丈夫的倔强——毛泽东在疾病侵袭中仍坚持批阅文件、指示军情，她既心疼又无奈，明知再累再苦，他也不会停下笔。

　　　临行前，毛泽东把身下唯一一条狗皮褥子留给朱德，让他好好护着那条饱受折磨的老寒腿。这一份兄弟般的体贴，落在朱德心里，却搅动着另一层怒火——他对博古、李德的错误指挥愤懑已久。康克清一面安抚他的情绪，一面劝他“你才是军心所系的人，只有坐镇军中，好好带兵革命，才是大家最大的盼望。”在她耐心而坚定的劝慰下，朱德的怒气一点点散去，只剩下对即将到来的艰险征途的沉思。

　　　隔天，朱德陪同毛泽东来到红军医院探望负伤的陈毅。久别重逢，三人再聚一堂，陈毅热泪盈眶，半是激动半是埋怨，嘴上笑骂着“丢下我不管”，眼里却浸满了难舍。傅连暲告诉他，毛泽东得知他受伤后曾心急如焚，连夜为他新作一首诗。几人一同回忆起当年在闽西转战的日子，枪林弹雨中结下的生死情谊，让这场匆匆的探望多了几分柔肠百转的依依惜别，也多了“他日再聚”的坚定约定。

　　　出发在即，周恩来得知毛泽东高烧未退、药物奇缺，四处设法，终于寻到当时极为稀少的金鸡纳霜，又亲自准备了一件厚实的大衣，托贺子珍转交。毛泽东接过这些沉甸甸的心意，眼中既有感激，又多出一份不安——他更担心的是贺子珍。她腹中已有身孕，身上又是累累旧伤，继续随红军转战前线，随时可能丧命于枪火之中。权衡再三，毛泽东毅然决定让她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所在的主力部队行动，以求一线安全，这也是他少有的、以丈夫身份作出的“自私”决定。

　　　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告别悄然展开。因病体羸弱，瞿秋白无法随主力长征，被安排留守苏区继续斗争。临行前，毛泽东专程前来探望，二人谈笑间却掩不住心底的沉重。瞿秋白坦然表示，无论未来遭遇怎样的酷刑与逼迫，自己绝不会做叛徒；毛泽东则鼓励他保持乐观，相信革命终会胜利。转身离去之时，毛泽东又与年事已高的徐特立会面，将周恩来特地送给他备用的药品悉数转赠，郑重叮嘱老人务必保重身体，把革命的火种守到最后。

　　　另一边，周恩来与红八军团政委罗荣桓在简陋的营地里促膝长谈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让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：粮弹匮乏，武器陈旧，补给几乎断绝。周恩来坦率说明现实——中央已无力为红八军团调配更多枪支弹药，只能请他们做好最艰苦的准备。罗荣桓默默听完，深知这是生死之战，却仍态度坚决：纵然一无所有，红八军团也绝不会退缩一步，哪怕拿命填，也要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。

　　　出发前夜，苏区的灯火零星而幽暗。毛泽东把弟弟毛泽民叫到身边，郑重托付：主力红军一旦远征，留守部队的筹粮筹款就全靠他来支撑，只有让游击队不断粮不断子弹，苏区的斗争才能延续下去。随后，他又对毛泽覃反复叮咛，要他竭力保护苏区群众，利用熟悉的山川地形坚持游击战争，等待革命时机再度逆转。彼时，毛泽覃身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，肩上扛着留守部队的指挥重任，他深知这意味着随时可能以生命为代价，却仍只给出一句斩钉截铁的回答：“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。”离别在即，林有家悄然前来，与毛泽覃紧紧相拥，这一抱，既是兄弟诀别，也是把生死托付给对方。

　　　与此同时，湘军营中也在上演另一场无声的较量。刘建绪奉何键之命接管全州防务，本该全力堵截红军，却在关键时刻作出了影响战局的决定——他刻意放缓部队行军速度，实则为红军留出一线生路。作为何键倚重的心腹将领，他比谁都清楚地方军阀的生存之道：既要在蒋介石“围剿红军”的严令下做出追击姿态，又不愿让湘军主力在与红军的硬拼中元气大伤。于是，在接防全州后，他并未加筑坚固防线，而是采取“追而不击”的策略——从表面看是步步紧逼，实则处处留白，既向上级交了差，又给红军留下了一条血路。

　　　与大部队背道而行的，还有默默留下的隐蔽战士。陈菊岭主动提出不随主力转移，她要坚守在敌人眼皮底下，守住党的秘密联络点，保证情报与物资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前线。赖文英也表明态度，这一次，她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。听到这话，陈菊岭心如刀绞，却只能强忍泪水，压着哽咽对她说：“可以牺牲，但一定要等任务完成以后。”在这句看似冷静的话语里，是对战友的珍重，更是对革命使命的固执坚守。